[甘肃.庆阳]庆阳的庆阳史话
2013-06-18 16:33:12   来源：甘肃省庆阳市人民政府网   评论：0 点击：

 
　　晚侏罗纪开始于1.5亿年前，结束于1.37亿年前。这一地质年代，地球上气候温暖湿润，密布的河流连接着大片的湖泊沼泽，陆地上的真蕨、苏铁、裸子植物及针叶树木十分繁盛。温和的环境和享不尽的食物，养活了一个庞大的动物类群。陆地上，它们有体长可达12米以上、专吃动物的巨型杀手，有体重100多吨的食草大王，有嘴里能陆续长出多达800个牙齿的饕餮之祖；海洋里，它们有比现存的鲸、大白鲨还要大的海上霸王；天空中，它们有双翼展开可达12米、宽如今天战斗机的空中斗士。它们中既有身长30米、体重可达100吨的庞然大物，也有身长60厘米、重3公斤左右的小不点儿。它们就是统治着海洋、陆地、天空，使其它一切动物都无法与之抗衡的地球霸王—恐龙。
　　对于这些恐龙的认识，并非是人们的任意猜测，而是科学家们在深入研究许许多多恐龙化石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结论。而恐龙的化石，在我们庆阳马莲河上游环江就有发现。
　　那是1978年4月的一天，原庆阳县三十里铺公社的几位农民在环江东岸炸取石料，在搬运砸开的小石块时，一个对化石有浓厚兴趣、名叫麻小阳的青年农民，意外地发现砸开的石块之上有清晰可见的的图案。这是什么图案？它从何而来？是不是化石？对化石有一些了解的麻小阳喜不自禁，急忙到挖出这些石料的石层去看，只见石崖上还清晰地留有断开的化石。他又到料场上仔细搜寻了一遍，将那些大大小小二十多块有化石的石料小心地抱回家，保护了起来。第二天，他带了两个社员一起到县城，找到了长庆油田指挥部勘探处，报告了采石料时发现化石的事儿。长庆油田指挥部勘探处很快派了杨希荣、钟小春两位研究人员，赶到三十里铺采石场。杨希荣和钟小春是两位经验丰富的石油地质工作者，他们仔细察看了已采集的化石和断壁上的化石层，断定这一动物化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于是，他们一面保护化石发掘现场，一面电告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庆阳发现了重要珍贵化石，惊闻这一奇特的发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董枝明，日夜兼程从北京赶赴庆阳，来到了三十里铺。看到那层紫红色砂岩中留存的化石残片，董枝明初步认定这是翼龙化石。
　　5月18日，董枝明、杨希荣、钟小春，与庆阳地区的文物工作者一道，开始对翼龙化石进行发掘整理。当时，翼龙的头部仍藏在砂岩之中，显露出来的的躯干骨骼场1.07米，有长而曲折的两翼。遗憾的是其胸部和两翼的一些骨骼被破坏，仅留印模。身上没有羽毛，嘴里有又长又尖的牙齿，翅膀宛若蝙蝠的两翼，翼膜光滑而有皱褶，伸展开有两米多长。它不是什么鸟，也不是别的什么动物，它就是生活在一亿四千万年前的恐龙的一种——翼龙。因这具翼龙化石发现于环江，故取名为“环江翼龙”。
　　化石是古代生命的遗体或遗迹，它能告诉我们古代的生物是什么样子，它们什么时候、在哪儿生活。从化石的分布和保存它们的岩石里，我们有时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由环江翼龙化石我们可以了解到，环江翼龙属原始的翼手龙类，翅膀展开来有两米多长，能借助滑翔在空中飞行，也能在地上行走，在湖泊中游泳。它有坚硬的牙齿，以捕食活鱼为主。既能在水中游，又能在天上飞，这样超常的本领，谁也奈何它不得，从而使它成为那个时代不可一世的空中霸王。通过环江翼龙化石，使人们看到，早在一亿多年前，庆阳一带是个湖河密布、丛林繁茂、巨兽出没的地方，在庆阳这块深厚的土层下面，依然淹埋着一亿多年前一个恐龙称霸世界的时代。
　　环江翼龙化石的发现，是中国古动物学界，特别是翼龙研究学的一件大事。这是因为地层中保存的行走在陆地的恐龙化石十分丰富，而翼龙化石却格外贫乏和稀少，在我国更是稀缺和罕见。庆阳翼龙发现之前，仅仅在新疆准噶尔发现过翼龙化石，尚且是白垩纪的翼龙；而庆阳翼龙是比准噶尔翼龙更早、更原始的晚侏罗纪翼手龙类翼龙。
　　地球的变化非常巨大，侏罗纪以及其后的白垩纪都是地球史上的激变时期，火山活动极为频繁，规模也十分壮观，不断有熔岩从地下涌出，覆盖着大地。此外，大量火山灰及有毒气体随火山释放出地球表面。在巨大的变化中，大量的动物和植物类群会因此遭受灭顶之灾。白垩纪的结束就是这样，许多动植物类群赖以生存的条件被毁灭，地球上最大的动物类群——爬行动物恐龙，从此在地球上销声匿迹，海洋和空中的许多其它种类的动物也消失了，包括巨型海生爬行动物和会飞的爬行动物。这些灭绝“事件”就成了科学家用来划分生命历史的标志。在这些灭绝“事件”中保存下来的动植物化石，则是科学家们研究生命历史最有价值的典籍。但是，只有少数死亡生物能有幸变成化石。一具全身，一块骨头，要想被保存下来，就必须被沉积物迅速覆盖，或是沉入水底的淤泥，或被大风吹起的沙土掩埋，然后经过漫长的岁月，使其骨头的空隙填充了矿物质，矿物质再慢慢变硬成为岩石。千百万年以后，地壳变迁，气候变化，风雨剥蚀，长期埋藏于地下的化石才有可能暴露出来。
　　“环江翼龙”也许就是这样的，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因一次偶然的事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又在亿万年之后的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在几个偶然的行为中，让一个遥远的世界通过化石的方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沉睡了250万年的黄河象“走”
　　进北京自然博物馆

　　 提起“黄河象”，人们自然会想到，它就是陈列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那具身高4米、体长8米、门齿3米，被称为迄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个体最大的剑齿象化石。这是一头曾在黄河流域沉睡了250多万年的大象，它从庆阳这块黄土地“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却是那样的偶然和不经意。
　　那是1973年3月的一天，合水县板桥公社田家窑大队豁口小水电站工地的几位民工，在马莲河畔走马梁的一个名叫木瓜沟嘴的山脚下采挖沙石，没挖多久，沙石层下的红土中露出了一截表面圆滑且粗壮的“龙骨”。“龙骨”是当地人对深埋在三趾马红土层中古生物化石的俗称。因它有止血的功效，供销社大量收购，当地农民一有空就去挖“龙骨”，换几个零花钱。在采挖中，民工们意外地发现，这里有连片的“龙骨”露出地面，更加起劲地挖了起来。转眼间，连起来有数尺长的两根形似弯弓的“龙骨”被挖了出来。挖出大“龙骨”的消息顿时在工地传了开来，工地负责人姜登盼闻讯后，立即叫人将挖出龙骨的现场保护了起来，并指派一位民工带着一截“龙骨”到县文化馆报信儿。接到报告，合水县文化馆管理文物的许俊臣匆匆赶到施工现场。经初步观察判断，他认为这里是两根很大的象牙化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他意识到，这里可能会有更多的埋藏，立即安排人员保护现场，急忙返回县城向县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合水县挖出了3米多长的古象门齿！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兰州，传到了北京。不几天，省博物馆的谢俊义先生邀兰州大学地质系教师谷祖刚先生，一同来到了发现象牙化石的施工现场。经过两天的勘察和试掘，他们认为这里可能保存着古象的头部和身躯的化石，很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发掘。
　　4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以及甘肃省的考古专家和庆阳地区合水县的文物工作者组成的发掘队，在赵聚发、谢俊义、韩天保、许俊臣的带领下，开进了走马梁这个很不起眼的地方。这时，正是马莲河川道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两岸的山坡上，成片成片的杏树，挂满了小指肚儿般大小的青杏；平整的川台地上，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伏；清澈见底的马莲河水欢快的向东南流去，河面不时有水鸭游过……然而，被这巨大的发现鼓舞着的挖掘队员们，顾不得欣赏这里美丽的山川景色，经过四十多个日日夜夜的苦战，巨大的古象骨架终于被完整的挖掘出来了。这具古象化石因为发掘于黄河流域，所以被专家们命名为“黄河象”。从这头黄河象巨大的身躯、方形的头骨、粗壮的门齿，特别是骨盆比较狭窄、古盆腔不光滑等特征和凹凸不平的臼齿的咀嚼面，专家们判断它是一头一百多岁的老年公象，属剑齿象类，并且是剑齿象中体积最大的，也可以说是长鼻类动物中体积最大的动物，距今约有250多万年。5月17日，发掘工作胜利结束。古象化石加固装箱后，经西安转乘火车直抵北京。这头在地下沉睡了250多万年的黄河象，就这样“走”进了北京自然博物馆。
　　在挖掘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具右前脚下踩着一块椭圆形石头的古象骨架基本上是站立式，而古往今来，中外发现的脊椎动物的化石骨架大都是躺卧式的，且没有这么完整。根据这具古象的姿态，人们对其陷入河底泥沼窒息而死的一瞬间进行了生动的描述。200多万年前的一天，碧空万里无云，太阳炙烤着大地，荒草丛似乎要燃烧起来。一条弯弯的小河缓缓向东南流去，河岸上有几棵栎树静静的站立着，一群群鸵鸟和羚羊走来走去。这时，一群黄河象在一头老年公象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它们折磨得有气无力。突然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它们就高兴地奔跑起来。老象最先奔到河边，可是河里水位很低，它喝不着，只好往前挪了一步，右脚正好踩在露出水面的一块椭圆形的石头上。处在泥泞中的石头承受不住大象沉重的身体，急聚下陷。它抬起的左脚来不及往回收，一下子就踏进河里，踩在河底的淤泥上。又烂又软的淤泥怎么能承受得住这样重的老象呢？不一会儿，老象身子一侧栽进河里。它使劲挣扎，可越挣扎陷的越深，高高竖起的鼻子也渐渐沉没到浑浊的水中。跟在老象后面的象群听到它悲哀的吼叫声，看到它在淤泥中挣扎的情景，都惊恐地四散而逃。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淹没了老象的河湾渐渐干涸，淤积的泥沙将这头古象的尸骨静静的封存了起来，使它仍然保持着一个基本站立的姿态。二百多万年过去了，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大草原，堆积成了高原，风剥雨蚀，一座座山岭突起于地面，一条新的大河又从老象安息的地方流过。于是，老象才得以重见天日。
　　古象化石运抵北京后，经中国科学院专家们一年的修复和装架，1974年，大自然为我们留下的这一完整的杰作，终于在北京自然博物馆面世了。这具高大的象骨架，除了尾椎以外，全部是由骨骼化石安装起来的。前端是3米多长的象牙，接着是头骨和下颌，甚至连很难发现的舌骨也保存着。在一百多块脚趾骨骼中，连三四厘米长的末端趾骨也没有丢失掉。古代黄河象骨架能够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象化石的发现历史上是很少见的。黄河象的发现，不仅为古生物研究提供了完整而可靠的资料，而且对探讨陇东黄土高原形成前后的生态环境提供了难得的依据。站在它高大的骨骼面前，人们似乎看到一头大象正驮载着海变桑田的绚丽画卷，昂首阔步向我们走来。
　　黄河象在北京展出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后来，它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飘洋过海，到日本和新加坡展出，受到了热烈欢迎。上海、天津、兰州等城市也先后复制展出了黄河象化石。目前，在河南、重庆等地的古象馆，也有黄河象高大的身影。通过这些博物馆和小学课本上那篇优美短文，黄河象走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参与挖掘黄河象骨骼化石的农民兄弟们，却一直没机会看到他们亲手刨出的大象那高大威武的身躯，这不能不说是一桩遗憾。好在不久前，庆阳市及合水县也有了黄河象骨骼化石的原样复制品，庆阳人也能够在黄河象的故乡看到它高大威武的神采了。

天下黄土第一原

　　从古城咸阳出发北向而行，在国道312线的凤翔路口进入与秦直道平行的凤甜公路，半小时车程后，你就会进入泾河谷地。这时，向北望去，千万年风雨剥蚀而形成的道道山脊和条条沟壑分明告诉人们，前面依然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山脉。然而，沿盘山公路而上，登临“山顶”之后，就会惊奇地发现，出现在你面前的，不是你想象中的植被稀疏、黄沙弥漫的群山，而是一片葱茏而开阔的平原。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天下黄土第一原”的董志原。
　　“深谷峻坡山无峰，万顷平畴出横空；娲皇补天欲取土，始将峰颠移苍穹。”这是清末诗人李良栋眼里的董志原。诗人大胆的想象，使董志原的形成罩上了神奇的色彩。但事实上董志原的形成是极其漫长和艰难的，据地质学家考证，大约在距今二亿二千万年的二迭纪，这里尚是鄂尔多斯内陆盆地的一部分。进入上新世纪，即在距今约一千二百万年时起，开始出现了土状堆积物。这种土状堆积物就是呈现在黄土高原低层的红色黏土，即三趾马红土。进入第四纪，即距今二三百万年以后，由于世界性冰期、间冰期的交替出现，鄂尔多斯盆地的气候已逐渐演变成像今天撒哈拉大沙漠以南非洲的热带草原气候。凹凸起伏的原野上，可以看到互相交错的湖河沼泽，高大粗壮的栎树，成群结伴的剑齿象和羚羊、骆驼、野马、犀牛在林间觅食、嬉戏……后来，随着喜马拉雅版块的升高，东亚大陆季风气候的形成，热带草原在西伯利亚的狂飙中逐渐消失了，席卷着沙尘的大风日复一日地向这里运送过来了层层黄土，经过上百年的漫长岁月，黄土高原终于在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在黄土高原之中，就出现了一个今泾河上游以北、固原以东，以今董志原为中心、土层最厚处达200多米的大原。
　　据载，董志原就是西周时所称的“大原”的一部分，到了唐代，大原易名为彭原。而今，彭原、董志是西峰区所辖的北、南两个乡镇，这条大原人们不再叫彭原而称董志原了。名称在改变，残破也在继续。季风在经过不遗余力的运土堆造之后，又不遗余力地剥蚀肢解；雨水在不惜血本凝固和滋润之后，又与河流一道不惜血本地冲刷、切割，将本来完整的陇东黄土高原分割成一个个小原面。如今，在庆阳市境内的屯字、孟坝、临泾、平泉、新集、西华池、早胜、春荣、盘克、宫河、永和等11个小高原，就是伟大而又无情的大自然肢解陇东黄土高原的“杰作”。它们与董志原犹如一母同胞的兄弟，手牵长兄，分立四周。所幸的是，大自然还是有所偏爱，虽将董志原变成了一个极不规则的叶片似的模样，却将它雕塑得平坦而宽广。它不仅在庆阳的黄土残原中排行第一，而且在全国所有的黄土高原中，面积最大，保存做完整，黄土层最厚，从而赢得了“天下黄土第一原”的美称。
　　庆阳东有郁郁葱葱的子午岭，西有高耸险峻的六盘山，北有连绵不断的丘陵，向南缓缓倾斜，全境形成了北高南低的的簸箕形状，故有“高原盆地”之称。对于地处“盆地”的董志原，民间尚有“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原边”之说。其实，现在的董志原南北最长出为110公里、东西最宽约50公里，最窄处不过百米，面积约910平方公里，分布着西峰、宁县、庆城、合水等县（区）的24个乡镇。它既不敢与八百里秦川相比，也不可与昔日的大原同日而语。但这片神奇的高原，它在庆阳人的心目中却是神圣的。新中国成立后，勤劳智慧的董志原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护这片神奇的高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已在她四周的沟壑、梁峁和崾岘间栽种了片片草木，筑起了一座座拦洪蓄水的大坝，董志原销蚀的速度得到了延缓。然而，面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人类有时也非常尴尬。在干燥的西北季风的刮剥和降雨的侵蚀下，土质疏松的董志原仍然在慢慢地流失。
　　董志原属于庆阳，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保护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这一丰厚的遗产，已不仅仅是董志原人的责任。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将董志原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和支持对她的保护，从而改写董志原千万年来任风雨剥蚀的历史，使美丽的董志原容颜不老，保持它黄土史书的完整性，成为一座不朽的黄土博物馆。
　　从“于胥斯原”到“陇东粮仓”

　　诗经《公刘》篇里有“公刘笃，于胥诗原”之句。句中这个“原”，指的就是西周时所称的“大原”，也就是今天庆阳市的中南部地区。历尽千年沧桑，庆阳的地名也多次更易，但能够成为庆阳代称的却只有“陇东”。其实，“陇东”是指陇山（六盘山）之东的平凉、庆阳广大地区，但享有“陇东粮仓”美誉的惟有庆阳。
　　庆阳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陕甘宁三角地带，西北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市，西南与平凉市毗邻，东南与陕西省的延安、咸阳市接壤。除与咸阳市相临的几县地理条件稍好一些外，周边都不是富庶之地，而庆阳又何以称“陇东粮仓”呢？
　　其实，庆阳自古就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原面平坦，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和，年均降水量480毫米～660毫米。据《史记·周本记》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今庆阳）之间。”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等十几代人就是在这里“务耕种，行地宜”，“教民稼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止基乃理，爰众爰有”。《诗经》中《七月》、《公刘》篇的这些诗句，正是周先祖自邰迁豳，定居并发展农业的历史，以及“居者有积仓，行者有里粮”的生动记述。正因为有了陇东这样一块群山环抱的肥沃土地，才使“奔戎狄之间”的周先祖得以繁衍生息，才有了“周道之兴自此始”，有了先周煌煌基业的开端。
　　秦时庆阳属北地郡，是秦王朝抵御西戎的屏障。在当时交通极不便利、粮草难以从关中北运的情况下，庆阳这片丰饶的土地，便成为秦统治者眼中的战略要地。于是便推行移民政策，招募大批内地人垦荒屯田，发展农业，以解决成千上万的戍边士兵的给养问题。处在牧业民族与农业民族过渡地带的庆阳，随着朝代的更替，农业也有过兴衰沉浮，但汉唐及其以后见于史书记载的饥馑年份不算很多。北宋以后，陇东已逐渐成为稳定的农耕地区。这时，虽多受宋与辽、金战争的袭扰，但在范仲淹知庆州之后，这里便出现了“羌汉之民，相踵归业”的局面。陇东高原上呈现出一派“陇麦欣欣绿，山桃寂寂红”的景象。明洪武年间，庆阳涌入了大量移民，人口的大迁徒，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庆阳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向前迈了一步。到17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清同治年间，声势浩大的回民反清战争在陇东大地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在这场战乱中，回军十八大营之所以能在董志原上长期驻扎，一则凭借于庆阳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更主要的还是依赖庆阳的丰稔。
　　陇东地区土壤肥沃，只要硝烟不再，风调雨顺，只要耕者有其田，百姓乐其业，不论董志原，还是它周围的山头峁顶、沟台湾掌，都会长出葱茏的庄稼。1934年，当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陇东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随着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庆阳农业有了很大发展。据记载，1939年这一年，环县送交的救国公粮达40多万斤。1941年，华池县七天征粮15万公斤。1941年、1942年两年，镇原送交公粮多达282万公斤。从1934年到1949年，庆阳老区共交公粮2.2亿公斤。作为老区，就粮食供给方面，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此，当时在陇东分区和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前辈的口中，便出现了“陇东粮仓”这一美誉。
　　新中国建立后，庆阳农业技术革命取得了迅速发展。农作物优良品种大量引进，机耕、灌溉面积不断扩大，药物拌种、配方施肥、地膜保墒等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得到运用。在推进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的同时，加快了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改善，通过兴修水平梯田、条田，发展水利，改善了农业基础条件，使庆阳农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粮食生产始终走在全省前列。在保持粮食自给的同时，以较大数额的余粮支援国家的建设。1955年，一次向北京、河北、青海、西安、兰州等省市调出粮食3618万斤；1974年，向外调出各种粮食3400万公斤，油料39万公斤，支援大城市和工矿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庆阳的粮食生产一年上一个台阶。“七五”期间，粮食产量平均以13.74%的速度增长，每年进入国家储备和流通领域的夏粮都在1亿公斤上下。“陇东粮仓”由此被人们所认可。
　　庆阳是全省重要的产粮区。近年来，庆阳广大农民面向市场，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使“陇东粮仓”的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年粮食总产保持在百万吨上下，特色农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创造了“陇东粮仓”这一历史辉煌的庆阳人，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铸造“陇东粮仓”的新辉煌。
　　古代的“高速公路”——秦直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对于全国的水陆交通建设十分重视，除了以秦国和其他六国故地的旧有道路为基础广治驰道以外，还陆续兴修了一系列的水陆交通路线，由南向北经过我市境内的秦直道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子午岭西侧已有萧关古道通往北边，秦始皇又为何要在子午岭山巅之上新修一条直道呢？
　　早在秦昭王时期，秦国的北部边界就扩展至今环县的北部一带。为了巩固边防，秦昭王曾在秦国北陲修筑长城。秦统一六国后，版图得到扩展，旧日的长城随即失去了防御北方匈奴的作用，于是又新筑了西自临洮、东至辽东，东西绵延万余里的长城。秦始皇修筑直道与修长城一样，主要是出于对国防的考虑，是他实现一统天下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程。循山而不循水，应当是由陇东黄土原区的地理条件决定的，推测其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秦时子午岭山体起伏比现在平缓很多；二是川道沟壑水的流量比现在大许多。除此以外，秦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战争，骑兵调动也应是一个重要考虑。就说通往北方的萧关古道，它要穿过陇东高原，这里川道不少，川道里不可能都架设桥梁，行走通过自有许多困难。原上虽平坦，但也有沟壑，架桥更加困难，遇有沟壑隔绝，就需绕道沟头，自必延长里程，多费时日。走在河谷里，冰冻冰消，遇雨或山洪暴发，更要耽搁时日。为了简便易行，循山开道，显得较为捷近，且少受季节影响。蒙恬身负防卫北边的重任，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受命筑直道于山上，其设计构思，应该是有这样的考虑的。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210年）出巡天下时，原本可能从新开辟的直道南返咸阳，并巡察直道工程进展情况，但东游途中暴崩沙丘，这是他及他的臣僚们事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秦始皇终究没能看到他亲自下令修建的秦国第二大工程，在遗憾中闭上了双眼。这时，直道还在修建中。直道完全是新开的道路，加之修筑于子午岭峰巅之上，“堑山堙谷”，在当时的条件下，工程浩大艰巨可想而知，显然两年之内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直至蒙恬含冤而死之际，直道并没有竣工。秦始皇暴毙之后，秦二世为避天下疑揣，不惜父皇生蛆发臭，选择尚未竣工的直道，买了臭鱼与他老爹一同南归。这一因当时具体情势所迫的举动，倒也了却了始皇帝生前想巡视直道的一桩心愿。大约也是秦二世亲历直道后，颇受其中颠簸之苦，所以，日后才有了秦二世续修直道的举措。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历时约五年，其中前两年多可算为一期工程，虽粗可使用，但仍然“道未就”；后两年多则可称为二期工程，修缮之后，直道才完全竣工。新筑的直道与新修的长城呈丁字相交，加强了秦都咸阳所在的京畿关中与北方河套地区的联系，使得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进犯。
　　秦直道南以云阳林光宫为起点，首先入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直道离开林光宫就进入子午岭，循岭北行。在今正宁县刘家店林场入庆阳市境内，后经黑马湾、野狐崾岘、南站梁，而止雕岭关。从雕岭关开始，直道循子午岭主脊，大致呈西北走向，沿途经过庆阳市宁县五里墩，到达兴隆关。再经合水县的黄草崾岘过青龙山，从麻子崾岘入华池县后，纵穿华池县境。先后经墩梁、老爷岭、新庄畔、黄蒿池畔、高崾岘等小村落，入墩儿山，过打扮梁。后沿陕甘两省交界的丁崾岘、墩梁，直达营崾岘。营崾岘是秦直道与战国秦长城的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长城内侧向西北延伸，经营崾岘，到箱子湾，后在白牮出长城和子午岭，入陕西省定边县的马崾岘，重合之处长达20公里。从定边县南境起，直道折向东北，经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红庆河，再转向北行，过东胜市区的海子湾、城梁，直抵黄河南岸的昭君坟。在此渡过黄河，就是今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在地。全长“千八百里”，合今700余公里，在庆阳市境内有290多公里。
　　秦直道虽在山巅之上，道路却相当平坦，途中虽有些慢坡，但坡度不是太大。秦直道也非常宽阔，《汉书》中称：“道广五十丈”，据有关学者多处勘察，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勘称当时的高速公路。正因为如此，秦朝灭亡以后，直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汉初年，匈奴贵族势力曾两度试图进犯关中，其中一次入萧关，却绕道固原直抵渭水，为何不敢从马莲河河谷的萧关古道南下？恐怕也是对马莲河河谷东侧子午岭上的直道心存畏惧。这次入侵，匈奴虽然暂时控制了北地郡，但盘踞不多时日，便很快撤走，害得东阳侯张相如大将军追至边塞，却不见胡人踪影。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自泰山复东至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所走的正是直道。这次巡幸，司马迁曾经随行，故而能将直道的起止讫地点明确记载下来，并以“行观蒙恬所为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来评说蒙恬，对秦人开辟直道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历史总结。西汉时期，不仅积极利用秦时所修的直道防御匈奴南犯，而且对于直道的维护也曾有所着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北地郡新增了直路县和除道县，这两县分别设在直道子午岭段的南北两端，显然是为了加强对直道的控制。
　　唐朝建都于长安，强大的突厥雄峙于漠北，频繁南侵关中。唐太宗时期，突厥一次进犯，十万铁骑直达渭河岸边，兵锋威逼长安。后来唐王朝转守为攻，收复失地，设置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控制阴山防线，直道联系北边诸军要镇的作用仍显而易见。一直到了明代，直道仍旧是一条通途，清朝初年才渐趋堙塞。据《正宁县志》记载，“此路一往康庄，修整之则可通车辙。明时以其道直抵银、夏、故商贾经行。今则唐汛费弛，通衢化为榛莽。”不过，颓废了的直道骡马驮着驮子仍可宽裕行走，一直为民间贸易往来发挥作用。据现在还健在的老“脚户”回忆，他们从定边向南贩盐，就是在直道上往来。这条古道从定边一直通向正宁，平时驴驮马曳，络绎不绝。每当贩运棉花季节，路旁的梢枝上，粘花带絮，煞是好看。